阿涅斯·瓦尔达:《拾穗者与我》  | Agnès Varda

你大概也做过这种事:逛超市时顺手把“长得不完美”的水果放回去;清理手机相册时把模糊的、重复的、拍歪的删掉;写一段话时反复改到“更像样”。我们习惯把世界修成整齐的样子——圆润、统一、可陈列。可被丢掉的那一部分,去了哪里?谁在把它捡起来?又是谁在从这些“废弃物”里,重新做出一点东西?
法国导演阿涅斯·瓦尔达拿着一台 mini DV,把镜头对准了现代拾荒者。但她并不把他们当作“苦情题材”。她更在意相遇:几乎不列拍摄计划,而是花时间去找人、去见到他们,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自己如何生活、如何看这个世界。
拍摄时,瓦尔达相信直觉,像爵士乐一样允许影像偏离主题、即兴展开;到了剪辑,她又变得异常严苛,把松散的相遇重新织成结构。她把这一整套选择称为“电影书写”——不只是剧本或旁白,而是从主题、地点、季节,到镜头、态度、剪辑与声音的连续判断。一部电影是否“写得好”,取决于这些选择是否诚实、是否有分寸。
当拾荒不再只是田野里的动作,它也变成了一种观看方式:在被忽略、被丢弃、被嫌弃的地方,重新判断什么值得被看见。

正文

拍摄纪录片《拾穗者与我》时,法国导演阿涅斯·瓦尔达把她的 mini DV 小摄像机对准了一项古老的习俗——在收割过后的麦田里,搜寻那些遗落的麦穗。由此,她勾勒出一幅当代“拾穗者”的群像:那些饥肠辘辘、靠别人丢弃的东西度日的人;也有像她这般,从一路收集的影像和素材里,编织出艺术的人。安德里亚·迈耶与这位传奇导演展开对谈,聊了聊她如何与观众建立纽带,以及她对直觉、剪辑和“电影书写”的理解。访谈最初发表于 indiewire.com。

iW:拾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题材。我想知道,是什么吸引你把它作为纪录片的选题?

阿涅斯·瓦尔达:拾穗本身已鲜为人知,甚至被遗忘了。这个词已经过时。起初,我被街头那些捡拾食物的人所触动,随后我便想,现在的麦田里又在发生什么?结果发现麦田里什么也没剩下。于是我去了土豆地,在那儿我发现了那些心形的土豆,这让我感到很欣慰。它让我觉得,自己找对了方向。

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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