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民库布里克  | Eric Norden

围绕库布里克晚年日渐沉默、创作间隔不断拉长的谜团,叙述者在他去世后走进奇尔德威克庄园,翻检长期封存的档案箱,试图找出他这些年究竟在忙什么。档案里既有关于《洛丽塔》《拿破仑》等项目的庞大研究,也有他为维护作品尊严写给他人的强硬信件,还有对广播剧、书籍、影像资料的细致批注,显示他始终以近乎偏执的方式搜集、分类、核查材料。随着线索展开,真正的答案逐渐清晰:那些看似神秘的习惯并不构成隐藏密码,库布里克的严密归档、反复研究和自制箱子,正是其工作方法本身。读者由此能看到,这位导演的“隐居”背后,是把一切细节都导向电影制作的强烈控制欲和极端准备。

正文

斯坦利·库布里克的电影曾是里程碑式的存在——宏大壮阔、令人难忘且考据详尽。然而,时光流转,他的拍片间隔日渐拉长,本人也愈发隐匿,鲜少露面。他究竟在埋头忙活些什么?在他逝世两年后,乔恩·容森受邀造访库布里克的故居,得以在那座传说中的档案室里自由探寻。他试图解开这个谜团——以下便是他的发现。

1996年,我接到了一通电话,那是我此生——或许今后也依然会是——最令人心潮澎湃的一通。打电话的人自称托尼。“我代表斯坦利·库布里克致电您。”他说。

“您说什么?”我反问道。

“斯坦利希望您把一部名为《奥斯维辛酒店》的广播纪录片寄给他。”此人说道。那是我为英国广播公司第四台制作的一档节目,主题是集中营的商业化营销。

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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